教育的本质

皮埃尔·布迪厄认为教育是资本主义为了为精英阶层合法地统治平民提供的一层包装。资本家们除了经济资本外,还有文化资本(社会的审美品味、宣扬的价值观)和社会资本(制度和人脉),文化、教育、语言等手段本质上是统治方式,将其价值观内化为普遍合法,使被支配者在“不自觉”中接受不平等。

在上世纪60年代,对劳伦斯·克雷明而言,学校是建立民主、公平社会的主要机制(《学校的变革》)。而鲍尔斯和金蒂斯认为,”学校是被资本赋予重任的机构,任务是为工业秩序再生产劳动力“,公共教育的目的不是争取平等,而是强化不平等。从结构上来说,他们就不可能成为民主的前哨(《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

《学做工》里认为,教学的本质是一种公平交换——学生期望获取知识来形成阶级和社会地位的跃迁,而作为交换的是对老师和学校的尊敬和服从。除此以外,国家还通过物质结构、组织和学校的实践来保证教师对自己的学生进行正式控制的权力,比如讲桌和学生书桌之间的对比、学生上课起立和回答问题时必须遵循的一套礼节、课程表的强制性,甚至老师对于部分权力的让渡(和学生打成一片)也是为了更为基本的控制。正是是通过这样的教学范式,而不是阶级范式学校施加其社会控制的。

如果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待教育,去除了教育的神秘性,“家伙们”的行为反倒显得充满正义感了。通过拒绝与施加自身的教育压制合谋,他们将学校许诺的未来像废纸一样撕烂,砸碎一切虚伪的面具。

反学校文化的先进性

首先,他们意识到这种交换就很可疑。反学校文化包含了一种对于文凭价值的根深蒂固的怀疑,获得这些文凭所需要要付出的巨大牺牲——不仅仅是时间,还有行动、参与和独立性,来换取一种未来十年一成不变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吸引力。更何况很多工作的选择上,文凭并不重要。为了获得循规所带来的有限安全,以及那种相对的、甚至是幻想般的官方进步,丧失自由的文化参与、社会集体感、街头和车辆里的历险,以及精神上的独立是一笔得不偿失的交易。

其次,未来也并没有太大差别,绝大多数工作本身就是无意义的。工作从未像今天这样趋于标准化和形式化。即使我们考虑技术进步引起的变革,也能发现技术进步并没有带来解放,而是意味着控制和计划的不断优化,以及劳动强度的加剧。今天劳动力市场上所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究竟是阶级的不同,还是只是阶级内部派系的不同?这一点当我们从社会功能而非生产功能的角度上来区分时便一望可知。

工人阶级内部各种文凭的激增,与其说是创造或反映了要求更为苛刻的工作岗位的增长,不如说是掩盖了工作无意义本质,构筑了虚假的等级制度,并用意识形态将人们束缚于其中。

最后,确实有些工人阶级个体实现了向上流动,然而这对整个阶级或群体毫无意义。反学校文化是群体性的,受工人阶级文化滋养,对背叛集体的行为深恶痛绝,也因此它包含了对当下主导意识形态——个人主义——深刻批判的成分。

这些都是对资本主义要求的创造性回应,而非消极忍受。

反学校文化的落后性

反学校文化没有能团结起所有无产阶级,是因为其文化本身的落后性。

首先,由于现实世界复杂的、使人混乱的分工——尤其是脑体分工和性别分工,在工人阶级内部就创造了分裂和矛盾,我们看到白领指挥蓝领干活,或者女人在蛋糕房里而男人在恶劣的环境里干着最艰苦的活,这些一手经验很顺利地激起了对立和歧视;

其次,父权制,这一既往社会中未被解释的残留之物,成了资本主义秩序再生产的关键过程。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阶层所构筑的这个金字塔模型中,在从属阶级中有相当一部人并不接受自身能力在金子塔底端这一既定现实。他们将自己偏爱的性别分工覆盖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之上,赋予了体力劳动男性气概这一独特的意涵——恶劣的工作环境被重新解释为:为了充满男性气概地对抗工作所进行的英勇演练。这一认识强化了对于体力劳动的认同,也是工人阶级子弟自愿,甚至是满怀热情地继承父业的主要原因;

最后,种族歧视为工人阶级提供了物质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的优越,毫无疑问,他们才是社会的最底层,是工人阶级最不愿意与之为伍的群体;

意识形态的镇压

对于来自反学校文化和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形态以自己的方式来进行冷酷地镇压。

一方面,意识形态悄无声息地向人们灌输各种未经验证的、脆弱的文化分析和结果。比如通过影片宣传形成脑体分工和性别分工的刻板印象。它将所有劳动等价成资产,剥夺人们的想象力,来阻止人们认识和探索更平等更合理的生产组织。这些“常识”如此根深蒂固,已经成为我们今天认识世界运转的基石;

另一方面,身边的矛盾如此之多,让我们很难将注意力放到工作缺乏多样性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上。首先个人主义分化了群体,人们处于竞争中,不可能形成联合的对抗力量;其次尽管不平等四处可见,剥削被人们承认,但这是人类本性,并不是制度的原因。所有人都有机会剥削他人,也都可能被他人剥削,人们是可以平静地接受这个制度的,只要相信没有对个人机遇制度性的压制。

在这样的影响和干扰,工人阶级文化很难建立起文化自信,他们自己认为社会交到这样的人手上会乱七八糟,更不要说推翻世界改变规则了。

如何改变世界

本书末尾给出了一些理解文化,以及借反学校文化给出的实践建议:

可以说,人们所能做出的建议,很多都是短期的、原则性的。为了实现更长期的结构性变化,为了彻底改变工人阶级子弟所面临的工作机会和工作质量,我们有必要将那些代表短期力量的专业机构和其他社团,以一种更为政治化的方式组织起来。